【六四30周年】百萬港人不分黨派上街 「團結感覺非常強」
1989年5月21日，周日，維港上空暴風雨後放晴。北京實施戒嚴，百萬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學運，開啟香港民主運動新一頁，具重要歷史意義。當天的遊行人士不分黨派，促使了簡稱支聯會的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」成立。支聯會常委張文光記得，此前一晚港人冒着8號風球上街，當晚他們和司徒華說，要有一個容許所有香港人參加、不分政治光譜的組織，以支持八九民運。張文光有信心一定會成功，但司徒華問他：「如果失敗還會不會去？」張文光答：「失敗都要去。」
1989年支聯會常委、時任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莊耀洸說，由5月20日暴風中集會至翌日的百萬人上街，當年香港不同派別組成聯盟，面對矛盾亦願意求同存異，「團結的感覺非常強，好像全香港都有同一訴求。」他指，六四後已預料香港不會再有那種規模的運動，面對社會矛盾，很難再像當年一樣團結。
奇蹟，難道真的不會再出現？
1989年5月21日，百萬港人上街，創造歷史。眾新聞製圖1989年5月19日凌晨，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、含淚道歉，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。同日，部分學生一度同意停止絕食，但5月20日凌晨近1時，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，北京城將於早上10時起實施戒嚴及新聞封鎖。國家主席兼軍委副主席楊尚昆，將多達25萬名外地士兵調往北京。
李鵬的講話在天安門廣場播出，稱要「旗幟分明地反對動亂」，學生情緒激動，宣布廣場20萬學生繼續絕食，他們不停叫著口號，要求李鵬下台，同時不少人趕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。而在天安門之外，大批民眾湧上街頭攔截軍車，坐在車前唱歌、叫口號，甚至爬上軍車向軍人解釋學運的由來。
- 廣告 -趙紫陽在《改革歷程》中提及：
19 日宣布戒嚴後，又是一次興奮劑，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。靜坐的人增加了，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，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，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。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。成群結隊的老太太、兒童躺在街上，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，無法進入市內。
香港人在八號風球下，堅持到維園參與集會。網上圖片戒嚴令一出，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莊耀洸與同學隨即決定到新華社抗議。他們在5月20日凌晨3時在中大烽火台集合，不少載他們過海的的士司機，只象徵式收取車費。除了中大學生、港大學生當晚亦有示威。
5月20日周六，香港懸掛8號風球。民主政治促進聯委會（民促會）在李鵬宣布戒嚴令前，已定好在當日下午3時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，聲援北京絕食絕水的學生。1986年成立的民促會，是由民協、匯點、太平山學會等政黨，連同教協等團體成立，主要目標為爭取八八直選及港人治港等。當年負責安排5月20日集會場地的支聯會常委張文光向眾新聞憶述，集會前夕已知道颱風來襲，但他們決定風雨不改，即使沒有人參與，對著空曠的維園也要集會。
颱風布倫達在5月20日下午5時左右最接近香港，但惡劣的天氣沒有阻止香港人聲援北京學生的決心，大批市民穿著雨衣、舉著雨傘參與集會，坐滿整個維園。集會非由民促會帶領叫口號，而是台下的市民主動高呼：「李鵬下台！」
莊耀洸說，那是他多年來參加過最慷慨激昂的集會，之後參加的遊行全都不及那次深刻。他說，8號風球的街道十分危險，雨中的維園地面泥濘一片，但市民不顧自身安危，即使舉步維艱亦要表達訴求：「團結的感覺非常強，好像全香港都有同一訴求。」
張文光記得，集會完結後，市民意猶未盡，於是民促會臨時決定遊行到新華社抗議。傍晚6時，逾4萬人在暴雨中從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前，坐在新華社前的馬路抗議。張文光說：「遊行人士由新華社門口一路坐到鄧肇堅醫院，很厲害。但民眾仍不甘心，要求第二天有遊行。」當晚，民促會宣布，將在翌日（5月21日）再上街。
逾4萬名市民冒著暴雨，從維多利亞花園遊行到新華社。網上圖片5月21日的香港，陽光普照，民促會認為參與遊行集會的人數將比前一日「多非常之多」。於是張文光與政府和警方溝通，希望以能容納近3萬人的香港大球場為遊行終點。但警方評估大球場亦不夠坐，於是向馬會借用跑馬地馬場作遊行終點。
遊行原訂下午3時開始，中午已有不少市民到達出發點、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。結果當天有過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，沿路高舉「打倒李鵬」、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、「中國的希望在青年」等橫額，不少市民中途加入，附近樓宇的居民為上街者鼓掌，連馬路上的車輛及電車都停下為他們打氣。由於參與人數太多，遊行隊伍不能直接前往馬場，而是經新華社再到北角糖水道，轉上東區走廊，直到隊尾離開遮打道，張文光才帶著隊頭折返跑馬地馬場。張文光記得，隊頭向馬場前進時，對面馬路仍塞滿較遲出發的遊行人士，兩邊人邊遊行邊互相打氣。
1989年5月21日，100萬香港人上街聲援學運，遊行歷時8小時。網上圖片
1989年5月21日，周日，維港上空暴風雨後放晴。北京實施戒嚴，百萬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學運，開啟香港民主運動新一頁，具重要歷史意義。當天的遊行人士不分黨派，促使了簡稱支聯會的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」成立。支聯會常委張文光記得，此前一晚港人冒着8號風球上街，當晚他們和司徒華說，要有一個容許所有香港人參加、不分政治光譜的組織，以支持八九民運。張文光有信心一定會成功，但司徒華問他：「如果失敗還會不會去？」張文光答：「失敗都要去。」
1989年支聯會常委、時任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莊耀洸說，由5月20日暴風中集會至翌日的百萬人上街，當年香港不同派別組成聯盟，面對矛盾亦願意求同存異，「團結的感覺非常強，好像全香港都有同一訴求。」他指，六四後已預料香港不會再有那種規模的運動，面對社會矛盾，很難再像當年一樣團結。
奇蹟，難道真的不會再出現？
1989年5月19日凌晨，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、含淚道歉，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。同日，部分學生一度同意停止絕食，但5月20日凌晨近1時，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，北京城將於早上10時起實施戒嚴及新聞封鎖。國家主席兼軍委副主席楊尚昆，將多達25萬名外地士兵調往北京。
李鵬的講話在天安門廣場播出，稱要「旗幟分明地反對動亂」，學生情緒激動，宣布廣場20萬學生繼續絕食，他們不停叫著口號，要求李鵬下台，同時不少人趕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。而在天安門之外，大批民眾湧上街頭攔截軍車，坐在車前唱歌、叫口號，甚至爬上軍車向軍人解釋學運的由來。
趙紫陽在《改革歷程》中提及：
19 日宣布戒嚴後，又是一次興奮劑，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。靜坐的人增加了，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，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，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。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。成群結隊的老太太、兒童躺在街上，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，無法進入市內。
戒嚴令一出，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莊耀洸與同學隨即決定到新華社抗議。他們在5月20日凌晨3時在中大烽火台集合，不少載他們過海的的士司機，只象徵式收取車費。除了中大學生、港大學生當晚亦有示威。
5月20日周六，香港懸掛8號風球。民主政治促進聯委會（民促會）在李鵬宣布戒嚴令前，已定好在當日下午3時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，聲援北京絕食絕水的學生。1986年成立的民促會，是由民協、匯點、太平山學會等政黨，連同教協等團體成立，主要目標為爭取八八直選及港人治港等。當年負責安排5月20日集會場地的支聯會常委張文光向眾新聞憶述，集會前夕已知道颱風來襲，但他們決定風雨不改，即使沒有人參與，對著空曠的維園也要集會。
颱風布倫達在5月20日下午5時左右最接近香港，但惡劣的天氣沒有阻止香港人聲援北京學生的決心，大批市民穿著雨衣、舉著雨傘參與集會，坐滿整個維園。集會非由民促會帶領叫口號，而是台下的市民主動高呼：「李鵬下台！」
莊耀洸說，那是他多年來參加過最慷慨激昂的集會，之後參加的遊行全都不及那次深刻。他說，8號風球的街道十分危險，雨中的維園地面泥濘一片，但市民不顧自身安危，即使舉步維艱亦要表達訴求：「團結的感覺非常強，好像全香港都有同一訴求。」
張文光記得，集會完結後，市民意猶未盡，於是民促會臨時決定遊行到新華社抗議。傍晚6時，逾4萬人在暴雨中從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前，坐在新華社前的馬路抗議。張文光說：「遊行人士由新華社門口一路坐到鄧肇堅醫院，很厲害。但民眾仍不甘心，要求第二天有遊行。」當晚，民促會宣布，將在翌日（5月21日）再上街。
5月21日的香港，陽光普照，民促會認為參與遊行集會的人數將比前一日「多非常之多」。於是張文光與政府和警方溝通，希望以能容納近3萬人的香港大球場為遊行終點。但警方評估大球場亦不夠坐，於是向馬會借用跑馬地馬場作遊行終點。
遊行原訂下午3時開始，中午已有不少市民到達出發點、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。結果當天有過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，沿路高舉「打倒李鵬」、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、「中國的希望在青年」等橫額，不少市民中途加入，附近樓宇的居民為上街者鼓掌，連馬路上的車輛及電車都停下為他們打氣。由於參與人數太多，遊行隊伍不能直接前往馬場，而是經新華社再到北角糖水道，轉上東區走廊，直到隊尾離開遮打道，張文光才帶著隊頭折返跑馬地馬場。張文光記得，隊頭向馬場前進時，對面馬路仍塞滿較遲出發的遊行人士，兩邊人邊遊行邊互相打氣。
張文光說，遊行中最令他感動的其中一幕，是看到各個派別的人一同參與、支援學運，其中包括左派團體及教會人士：「我站在馬場終點，看到有很多唸著禱文的修女經過⋯⋯過往的遊行多數很激昂，很難想像會有一隊修女唸著禱文參與。」
這是香港首次有過百萬人上街遊行。當年《文匯報》形容這天為「永誌香港史冊的光榮日子、港人自開埠以來覺醒的重要標誌」。當天的《文匯報》社論亦以「痛心疾首」四字開天窗，抗議中共宣布北京戒嚴，部署鎮壓學生。
民促會在馬場遊行終點宣布，籌組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（支聯會），之後支聯會陸續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及5月28日的第二次百萬人遊行等活動，亦在六四後參與黃雀行動。30年來，支聯會每年6月4日，在維園舉行燭光集會，悼念六四死難者。
1989年5月21日的《文匯報》社論，以「痛心疾首」四字開天窗。網上圖片張文光憶述，5月20日的集會完結後，不少人提出成立支援中國民運的組織，其後推動支聯會成立的人士，來自不同界別。翻查公司註冊處紀錄，支聯會是在1989年6月15日、即六四事件後才正式註冊，首任董事包括司徒華、李柱銘、莊耀洸、夏其龍神父、程介南（後來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），以及至今仍為支聯會常委的張文光、何俊仁、李卓人、朱耀明等共20人。程介南在支聯會成立不足一個月後退任董事。支聯會成立的宗旨是支持中國民主運動、支援中國民運人士和學生組織。 張文光認為，支聯會影響了整個香港社運發展，確立之後數十年香港的抗爭方式。
居民在家中向遊行大隊高舉勝利手勢。網上圖片
那年那天，百萬香港青年為北京學生發聲。網上圖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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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香港首次有過百萬人上街遊行。當年《文匯報》形容這天為「永誌香港史冊的光榮日子、港人自開埠以來覺醒的重要標誌」。當天的《文匯報》社論亦以「痛心疾首」四字開天窗，抗議中共宣布北京戒嚴，部署鎮壓學生。
民促會在馬場遊行終點宣布，籌組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（支聯會），之後支聯會陸續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及5月28日的第二次百萬人遊行等活動，亦在六四後參與黃雀行動。30年來，支聯會每年6月4日，在維園舉行燭光集會，悼念六四死難者。
張文光憶述，5月20日的集會完結後，不少人提出成立支援中國民運的組織，其後推動支聯會成立的人士，來自不同界別。翻查公司註冊處紀錄，支聯會是在1989年6月15日、即六四事件後才正式註冊，首任董事包括司徒華、李柱銘、莊耀洸、夏其龍神父、程介南（後來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），以及至今仍為支聯會常委的張文光、何俊仁、李卓人、朱耀明等共20人。程介南在支聯會成立不足一個月後退任董事。支聯會成立的宗旨是支持中國民主運動、支援中國民運人士和學生組織。 張文光認為，支聯會影響了整個香港社運發展，確立之後數十年香港的抗爭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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